近年來，面對越來越不好管理的學生，特別是屢屢違紀、行為極端的學生，由于無法可依，教育工作者常常處于兩難境地：不對學生進行教育懲戒，說服教育便失去了效用;而對學生進行教育懲戒，又往往會面臨家長的投訴。教育懲戒之于校園，漸漸變成了引發輿情的導火索。而一旦問題發生，教育行政部門往往會采取處理當事人而平息矛盾的辦法。長此以往，學校和教師“不敢管”“不能管”“不愿管”的現象比比皆是，其最終結果是，在不知不覺間將問題學生推進了深淵。

　　日前，教育部制定頒布了《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明確在確有必要的情況下可實施教育懲戒，賦予了中小學教師“教育懲戒權”，這有助于恢復正常教育生態，在一定意義上，為學校和教師“敢管”“能管”“愿管”提供了“尚方寶劍”。

　　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當國家真正把教育懲戒權賦予學校和教師的時候，筆者又不免擔憂起來：教育懲戒的目的是教育和轉化存在違規行為的學生，培養學生更加健康的人格。但它同時是一把“雙刃劍”，學校和教師需要思考，如何在發揮這把“劍”的懲戒價值的同時，又能保護兒童身心健康成長?

　　蘇霍姆林斯基曾經誡言，當我們拿著錘子不經意間在兒童的心靈的大理石上敲了一下，留下的痕跡就永遠不可以復合——創傷永遠地留在了心靈深處，影響一生。如果教育工作者濫用教育懲戒權，就有可能會發生侮辱打擊學生心靈，甚而毀掉一名學生幸福生活的底氣。

　　筆者曾經考察過國外如何實施教育懲戒。例如，在美國得克薩斯州的中小學，教室里設有“反思桌”，犯錯的學生離開集體活動，到“反思桌”上去就座，獨自反省。實際上，不少國家都已明確學校和教師具有教育懲戒權，但其前提是學校和教師不會濫用，必須恰到好處，既能起到教育的作用，又盡量避免傷害學生的心靈。

　　因此，教育懲戒權的使用，還需要建立在教師群體的高素質和高度法治社會之上。首先，實施懲戒的教師必須具備“善用”教育懲戒的能力，能夠理性地掌握懲戒的過程，而不會感性地、任性地濫用權力。同時，必須擁有一個法治的社會環境，不僅教師是懂法、守法的群體，清楚教育懲戒的邊際，家長也應是懂法、守法的群體。如此，家校才能夠避免誤解與沖突，達成育人共識。

　　當前，我國教師隊伍建設仍有待加強，從城市到鄉村學校，教師構成參差不齊，法治水平高低不一，如果沒有具體的、詳盡的操作方案，很可能引發諸多教育問題、社會問題。因此，《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在具體貫徹落實時，還需明確以下幾點：

　　一是，根據教育部“各地可以結合本地實際，制定本地方實施細則或者指導學校制定實施細則”要求，學校必須基于實際，制定出可控的、具體的、可操作的教育懲戒方案，不可隨意賦予教師任性懲戒的權力。如筆者所在的中國科學院附屬玉泉小學提出了八級教育懲戒權，主要是根據學生違反紀律的程度，或是讓學生自己去選擇懲戒行為，促進學生自己的反省和改進，或是經過班級“法庭”的控、辯雙方討論，達成一種適合的懲戒方式。為保護學生心靈，教育懲戒最為嚴厲的第八級，僅是剝奪犯錯學生參與“十大好玩課程”的權利，從而讓教育懲戒幫助學生自我成長，在“犯錯”“糾錯”“改錯”中變得不再犯錯，獲得一種成長經驗。

　　二是，要嚴格執行教育懲戒程序。對于確實需要實施教育懲戒的個別學生，須由本班教師提出，列舉出表現性事實，由學校的專業教師(心理學專業相關)進行評估，甚至參與課堂診斷，向學校提出懲戒建議。根據學生情況，學校在作出決定后，邀請學生監護人到學校進行協商，家校達成一致后，再進行必要的懲戒。懲戒，必須在學校和家庭中同時進行，學校懲戒、家庭溺愛的行為，只會造成學生的雙重人格，不僅起不到懲戒的作用，反而會造成家校對立。

　　三是，對于超出一定理性范圍的教師或特別容易情緒化的教師，學校必須鄭重提醒和嚴格規范，明確其不得獨自隨意行使教育懲戒權，杜絕濫用教育懲戒權現象的發生，把超出可控范圍的教育懲戒權進行必要的回收，以保護學生健康成長。

　　人的差異性決定了教育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教育懲戒權這把“戒尺”，應該威而不怒、利而有度，方為全人之策。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附屬玉泉小學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