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最新出臺的《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將于3月1日起實施，明確學校、教師可以依法依規對學生實施懲戒教育。圍繞教育懲戒，社會上又掀起了新一輪熱議。

　　教師有了懲戒權，如何用好?家長不能過度干涉懲戒，又該如何理性參與?再因懲戒引發師生矛盾、家校沖突，學校又該怎樣應對?不同人士表達了各自的觀點。

　　顯態度——

　　戒尺不是燙手山芋

　　教育部相關負責人介紹，自2019年《規則》起草，共收到來自社會的6400余條具體修改意見，其中持支持態度的超過八成。從調查數據來看，基層校長、教師普遍希望國家明確懲戒規則，大多數家長也對此表示支持。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說：“有的學生犯錯誤挨點批評就受不了，其實是責任意識淡薄、抗挫折能力差的表現。要教育每個學生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當前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在這方面都嚴重缺失。”

　　目前的校園生態并不利于教師對學生懲戒，教師懲戒學生容易造成師生沖突、家校矛盾。這導致部分教師擔心懲戒學生會給自己惹麻煩，不敢輕易對學生采取懲戒手段，能少管則少管。“原來教師對學生犯錯后的批評、教育非常棘手，現在學校和教師可以利用《規則》規定，從客觀實際出發，對犯錯學生作出相應的批評或懲戒，有利于強化教育效果。”深圳市鹽田區外國語學校校長謝學寧說。

　　“教師放心施教，教育才會美好。教育懲戒權真正落地，要通過保護和免責機制讓教師有底氣，不能讓手中的戒尺變成燙手山芋。”山東省煙臺市教育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紀超說，“基層部門應進一步健全完善教師教育管理相關細則和程序規定，建立完備的教師管理爭議處理及救濟程序。凡是在法定權限內的教育行為，應當旗幟鮮明依法保護，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方式解決問題的水平，進而構建教師正確行使教育管理權力的空間、氛圍和動力。”

　　明限度——

　　有理有據，細化邊界

　　“懲戒會不會變成對孩子的懲罰?”學生家長章小翠在采訪中發出如此疑問。

　　對此，《規則》列出了教師懲戒的“負面清單”，對懲戒權的使用范圍也作出了限制，明確只有當學生產生特定的違紀違規行為時，教師才能動用懲戒權。

　　山西臨汾同盛實驗中學初二學生范鈺晶說：“教師懲戒學生是應該的，但要有理有據，如果因為很小的錯誤受到過于嚴厲的懲罰，我們心里也會覺得委屈。”

　　教師懲戒措施是否得當，得看是否與學生過錯程度相適應。“要在實踐中理清教育懲戒的邊界，落實到具體行動區分上。”李紀超說，“動因區分，是否具備行使教育懲戒的前置條件;程度區分，教育懲戒措施力度與適應情形是否相吻合;效果區分，教育懲戒權的行使是否達到教育轉化的效果。”

　　“真要做到老師敢于、善于懲戒，還需要結合工作實際，細化《規則》強調的懲戒邊界。”熊丙奇認為，實施一般教育懲戒，需要落實教師教育教學自主權，同時有必要根據學生違紀違規情節，一一列出可以實施的教育懲戒。各地教育部門和學校可在廣泛聽取教師、家長和學生意見基礎上，出臺本地區、本校的教育懲戒細則。

　　“當務之急，需要對教師進行專業化培訓，讓教師對行使教育懲戒權有精準理解和把握。同時，嚴格落實教師在實施教育懲戒過程中的負面清單，一旦出現禁止性情形要依法處置。”李紀超說。

　　見溫度——

　　手持戒尺，心中有愛

　　“教育懲戒的原點和終點都是教育，懲戒只是教育的手段。”山東省濟南市市中區原山小學班主任王欣怡認為，教師選擇懲戒措施，應遵循育人原則，以可接受的方式將懲戒目的觸及學生心靈，防止濫用懲戒損害學生身心健康，要做“手持戒尺、眼中有光、心中有愛”的教師。

　　在多數教師看來，教育懲戒之所以不同于懲罰，是因為教育懲戒是從愛出發，責之切源于愛之深。

　　懲戒教育，家長如何參與?《規則》明確家長在學校制定教育懲戒具體規則以及教育懲戒實施、監督救濟等過程中享有參與權、監督權。

　　“家長和教師的長遠目標都是一致的，雙方是一種融合共生的關系，這是落實懲戒教育、加強家校互動的有利因素。家長要理解、支持、配合老師教育和管理，共同營造良好教育環境。”謝學寧認為，家校要保持積極良好溝通。在學生受到懲戒后，教師告知家長學生行為情況，并向家長了解孩子心理和生理狀況，以此調整懲戒方式和力度，盡可能避免教育懲戒給家庭和孩子教育帶來的負面影響。

　　“可以組建家長理事會，以志愿者的形式主動協助學校實施懲戒教育;開展家教小沙龍，及時解決一些小眾的、個性化問題……”謝學寧說，在幫助學生的問題上，形成家校合力，讓孩子在家庭和學校的雙重關愛中成長進步。

　　“《規則》的出臺，邁出了破解學校教育‘不敢管、不會管’困境的關鍵一步。從學校到家庭再到社會，要各盡其責、共同發力，營造一種良好的育人生態。”李紀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