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后三點半”，曾是令不少家長感到頭疼的問題。

　　近年來，為滿足群眾的期盼與訴求，全國各地紛紛開展“彈性放學”“校內課后托管”等多種探索。2017年，教育部出臺《關于做好中小學生課后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首次從國家層面為學校辦好課后服務指明方向。

　　從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數據來看，截至2020年10月，全國已有29個省份出臺了中小學課后服務政策，全國36個大中城市(4個直轄市、27個省會城市、5個計劃單列市)66.2%的小學、56.4%的初中開展了課后服務，43.2%的小學生、33.7%的初中生自愿參加課后服務，覆蓋面很大。但課后服務的質量如何?能否滿足學生全面發展需求?如何提質升級?

　　學校課后服務如何回應家長訴求

　　每到下午放學，不少中小學門口便立起了各色各樣的托管班標志牌，三五成群的學生跟隨托管機構工作人員離開，或是趕向課外培訓班，這似乎成為一種校園常態。

　　在中小學放學到家長下班的這段空白時間里，“孩子去哪兒”困擾著家長，同時催生著“課外培訓熱”，成為社會關注的民生問題。在此背景下，校內課后服務應運而生。

　　下午三點半，四川省成都市鹽道街小學三年級語文教師謝禎走進教室，學生們已經自覺地拿出了作業。

　　“謝老師，這個問題我不太明白。”當天已經有好幾名學生問過同一個問題了，于是謝禎走上講臺，清了清嗓子說：“今天的作業里有一道題目比較難，我給大家講解一下。”

　　周一至周五，鹽道街小學全體教師輪流輔導學生在課后服務時段完成當天作業。“如果遇到學生普遍反映的難點問題，老師統一講解，之后再錄成小視頻發到班級群里，供沒有參加課后服務的學生觀看學習。”謝禎說。

　　在課后服務的兩個小時里，學生做作業的效率和質量都有明顯提升，家長反映孩子回家后運動時間、休息時間更充足了。“學校開設課后服務兩年多來，家長從最開始持觀望態度，轉變為主動報名參加。現在大約有90%的學生留下接受課后服務。”謝禎說。

　　在同一時段，福建省泉州市鯉城區實驗小學里更為“熱鬧”。作為泉州市首批開展課后服務的試點學校之一，該校校長蔡曉芹告訴記者，自2018年春季學期開展課后服務以來，學校在提供看護和課業輔導基礎上，還陸續增設了田徑、管樂、科技等社團活動，以及地方傳統文化梨園戲、南拳、木偶表演等，目前已開設39個課后服務班。

　　與此同時，福建省晉江市第五實驗小學的學生們沖向操場。作為“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特色學校”“全國青少年校園冰雪體育傳統特色學校”，體育已經融入晉江五小辦學的方方面面。該校校長徐建平介紹：“學校課后服務突出對學生文體特長的培養，既有足籃排等體育項目，還有合唱、書法等藝術項目，今年還在嘗試推廣高蹺運動。”

　　“目前來看，課后服務種類多樣。比如提供看護服務、作業輔導、培養學生興趣特長、輔導學習落后的學生等。”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馬健生指出，各地因地制宜地對服務內容進行了探索，但更為關鍵的問題是，在國家叫停“學校補課”后，重新啟動的“課后服務”要如何定位?課后服務，只是填滿時間這么簡單嗎?

　　在采訪中，一些家長表達了自己的訴求。

　　北京市朝陽區的李先生就表示，開學之初，孩子所在學校教師明確表示，學校的課后服務只是讓孩子放學后留在班上自習，沒有學業輔導更沒有體育、藝術方面的拓展活動。“孩子都坐了一天了，放學還要繼續在教室干坐著，還不如讓孩子回家做作業。”因此，李先生并未選擇給孩子報名校內課后服務，他介紹班里只有個別選擇報名的。“若學校的課后服務能提供一些文體類選擇項目，我們還是很愿意讓孩子參加的。”

　　記者采訪了解到，不少家長在報名參加了一段時間學校舉辦的課后服務后，便選擇退出，轉向校外托管班，原因也在于對學校課后服務不甚滿意。

　　有專家表示，如果課后服務只是把孩子從托管班、課外班轉移到學校，進行“物理”上的改變，其實還是沒有逃離“低水平”。

　　首都師范大學初等教育學院教育教研室主任、碩士生導師傅添進一步指出，課后服務要起到教育作用，不僅應包括知識學習，還應注重培養和發展學生不同的興趣、愛好、專長，或者基于學生情況和需求提供不同服務。“而從教育公平的角度來看，課后服務也應有助于縮小不同家庭背景孩子之間的教育差距。”傅添說。

　　如何有效調動教師參與積極性

　　“在沒有課后服務的時候，我就習慣留下來備課，現在只是換了內容。”在謝禎看來，課后服務與本職工作并沒有那么清晰的劃分。加之自己的孩子已上高二，放學較晚，自己多留校一會兒“問題不大”。

　　“感覺最大的壓力是‘逼’著自己提高工作效率。”謝禎說。

　　盡管許多教師像謝禎一樣，出于職業責任感承擔起課后服務工作，但不可否認的是，課后服務“解放”了家長，卻增加了教師和學校的壓力與責任。如何調動教師主動參與課后服務的積極性，保障課后服務可持續性，是必須面對的問題。

　　對于謝禎來說，“看到自己班上的孩子做作業效率提高了，學困生追上大部隊了，心里還是很欣慰的”。除了成就感，學校還讓課后服務開展得好的教師做經驗分享，這種精神鼓舞也讓謝禎感到高興。

　　類似的，在泉州鯉城實小，蔡曉芹和幾位校行政班子成員每天都會對課后服務進行巡課，從教師出勤、服務態度、學生評價、家長滿意度等方面綜合考評，進行表彰。

　　“按照《泉州市推進小學開展課后服務工作實施意見(試行)》要求，學校對參與課后服務的教職工發放勞務費，人均每課時60元。”蔡曉芹補充說。

　　從各地關于開展課后服務工作的相關文件中，記者發現，教師參與課后服務人均每課時勞務費基本在幾十元區間，有的并未明確予以教師額外補助。與之相比，校外培訓市場上輔導課單課時收費遠高于此。

　　“課后服務已經超出了教師正常工作時間，屬于額外勞動。但在‘有償補課’禁令之下，教師參與課后服務難以獲得工資以外合法的勞動報酬，變相成為長期義務勞動。”馬健生直言，這顯然有失公平。

　　課后服務該由誰付費，已是課后服務提升質量的一個焦點問題。

　　目前，北京、上海、河北、福建等省市，課后服務由地方財政支持開展，生均撥款每年度在200元至500元之間。近日，深圳市新出臺的課后服務征求意見稿更是明確提出，各學校課后延時服務專項經費預算按每生每年1000元標準作為控制數，由財政撥款。

　　但專家指出，通常情況下，地方財政撥款往往低于學校實際支出，一些學校的課后服務正在“負重前行”。

　　有教師算了一筆賬：“按照‘彈性離校’安排，上級財政按每生每年300元經費撥付。如果按每周4天，每天延遲兩節課計算，每學期至少延遲80節課，一學年就要延遲160節課，計算結果是每節課補助不足2元。再加上學校水電費、消耗品購置等開銷，服務經費使用緊張。”也有校長表示，經費不足使得學校難以邀請專家、校外機構支持課后服務，提質升級有心無力。

　　一些地方探索了費用分攤機制。比如廣州、海口、成都等地都明確規定可采用收取服務性收費或代收費的方式籌措經費。

　　對此，馬健生解讀，課后服務在義務教育的公共屬性范疇之外，“誰享受誰支付”是一種社會理性。“如果政府包攬，一方面增加財政負擔，另一方面也讓家長感到‘理所當然’，影響家校關系。而通過讓家長支付一定費用，反而可以幫助厘清課后服務中的權責關系。”

　　但馬健生也看到，如果“課后服務”“課后補課”等概念沒有重新界定，那么課后服務收費與提質將始終行走在危險邊緣。

　　傅添同樣表示，如何保障課后服務的質量與可持續性，必先回答其究竟“是不是學校必須承擔的責任”“是不是學校必須提供的教育服務”之問。“如果是，那么應當將課后服務納入學校和教師的日常工作體系，從制度、經費、考核標準等方面來保障和提升教師參與度和完成質量。但如果不是，那學校和教師就沒有法定義務和責任來提供高質量的課后服務，學校也就只能依靠軟性的方式來鼓勵教師參與課后服務，比如思想動員、經濟補貼等。”傅添說。

　　馬健生建議：“待政策予以明確后，工商部門與教育部門可以參考市場價格，共同對看護、學業輔導、興趣特長培養等不同服務類型，確定區域性服務費用。”

　　如何發揮家校社協同治理作用

　　社會對高質量課后服務的訴求，在實踐中轉化為對師資的更高要求。一些學校將目光投向校外。

　　放學后，在泉州鯉城實小通淮科技館的懸浮星系區、VR體驗區、3D打印創新區等多個功能區里，學生們正在動手做實驗。

　　“在鯉城區科學技術協會支持下，我們的課后服務開設了科技社團，本學期還開設了機器人社團、編程社團。”蔡曉芹介紹，福建省梨園戲傳承中心、泉州市提線木偶戲傳承保護中心也派出輔導員，一同為學生提供課后服務。“這不僅可以豐富課后服務內容，還可以弘揚傳統文化，堅定學生文化自信。”蔡曉芹說。

　　此外，哈爾濱市教育局與哈爾濱學院、基層學校啟動了政府、高校、中小學三位一體的課后服務項目，大學生為課后服務注入新的活力;上海市整合街鎮社區學校、其他社區服務公益性組織等各類社會資源，為學生提供放學后的看護服務;石家莊市組織高素質社區志愿者進校參與托管;青島市發動學生家長、退休老教師等群體參與課后服務……

　　但這并不代表家校社多方協同參與課后服務已水到渠成。

　　“我們正在考慮，邀請部分學生家長、社區志愿者來學校一同參與課后服務。但是要這樣做，再小心謹慎也不為過。”徐建平說出了校長們共同的顧慮。第一，如何保障安全?第二，家長、社區志愿者等人員固然熱心，但如何確保其言談舉止符合教育教學規范?第三，校外人員并未獲得教育資質認定，如何保障服務質量?

　　一邊是緊迫的需求，一邊是現實的困難，建立有效的協同治理機制要如何作為?

　　“我們正在從零起步。”傅添表示，當前家校社合作主要圍繞傳統校內活動，對于三點半后的課后服務如何合作，還是一個比較新的問題。

　　傅添認為，首先要為課后服務確定目標。“這個目標是由學校制定，還是由縣市制定，還是全國統一?我認為不該一刀切。政府可以先制定指導性原則，再由各校因地制宜、結合家長需求來確定。只有確定了目標，才能確定誰來服務。”

　　對于家長“過多過熱的需求”，傅添表示，若只關注需求而忽視學校客觀能力的有限性，難免衍生矛盾。“家長在制定課后服務目標上享有參與權。學校要充分聽取、參考家長建議，但最終應該由專業的教育工作者決策。這是學校自主權的體現。”傅添說。

　　參考國際上“課后三點半”問題治理經驗，馬健生指出，英美等國家借助多方資源協同開展課后活動項目。例如，美國很多地區成立學校家委會，申請獨立免稅賬戶，由家委會決定放學后活動的經費收支、撥付方式等，以便保障各類服務人員的合法權益。

　　因此，馬健生建議，發揮家長參與學校治理的積極性，建立更暢通的家校共治參與機制。“這既有利于現代學校的建設與發展，也符合家長參與學校治理的迫切期望，相得益彰。”

　　談及整合社會資源參與課后服務伴生出的安全與監管問題，有學者分析，相關法律規定，在學校正常的教育教學活動之外，學生由家長作為監護人負責管理。但當涉及學校課后服務，則變得復雜起來，因為這是政府管理權、學校辦學自主權、家長監護權、教師休息權的交集領域，目前仍存在許多法律責任不清甚至空白的地帶。誰來管?如何管?

　　“只有先從法律政策上確定課后服務的性質和目標，然后才能解決各主體、職權責、監管、考核與評價等一系列問題。”傅添說。

　　馬健生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雖然課后服務看似是一個小問題，但關系各個家庭，牽涉社會福祉。對課后服務法律法規進行系統梳理與調整，理順課后服務與‘義務教育’‘學校補課’‘學生減負’的關系，明確其內涵，勢在必行。”